202年5征文(77)
赶不上改革开放我就是死路一条
1970届初中 秦全耀
1966年,我正在上小学五年级。暑假时,学校突然通知:“停课闹革命”,何时复课,等待通知。
这一等,就是一年多。直到1968年1月8日,我才拿着“复课闹革命”的通知,来到北京25中学报到。那天是星期一,腊月初八后的第二天,俗称“腊八九”。
中学时期的两年多里,经历了学工、学农、大批判。亲眼目睹邢老师在批斗中被活活打晕致死,成了我心中永远的阴影。1970年6月,未满17岁的我被分配参加工作,从此告别了学校生活,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文革初中生”。
1998年,我受邀到广西师范大学讲授营销课。门口高挂着横幅:“欢迎秦全耀教授”。我赶紧上前制止:臊得慌,羞杀我也!我不过是个“文革初中生”而已,谈何“教授”?

粉碎“四人帮”后,恢复高考、媒体招聘记者,我都没有报名。自由散漫惯了,连入团申请书都没写过,无组织、无纪律,上学、升学自然更无心思。
记得中学时,毛主席曾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聂元梓、蒯大富等人。那场讲话我反复读了很多遍。此前,我总以为黄埔军校是高等学府,本科至少四年。没想到毛主席一句话点破:三个月、六个月就毕业。
这让我从心里觉得,读书没什么大用。上学也不过是天天政治学习,烦不烦?所以,我断然拒绝了上学。
政治处的李主任好心劝我:“小秦,你这么聪明,应该去考大学。”
我的回答干脆:“好些人包括有的国家领导人没上过大学,不也出息了!”
李主任,是位将军夫人,丈夫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她语重心长地说:“不能比。他们赶上了自由择业的时代。现在不同了——必须服从组织安排。没有学历,你再有本事也难以出头。”
当时我不以为然,现在想想,李主任的话,句句肺腑。
1978年前后,剧场礼堂开始放映各种内部电影。只要部委里有人批条子,就能拿到票。听说陈永贵和吴桂贤批条子特别爽快,远远超过了纪登奎。
我从小在隆福寺、蟾宫、明星、工人俱乐部、东四剧场附近长大,天生是个电影迷。于是沉迷内部电影,还兼职倒票赚点小钱。
靠着内部电影,我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小康生活:每隔两三天,跑东来顺吃半斤饺子,一升啤酒,一盘酱牛肉,一盘花生米。
而在那之前,活了25年,只在东来顺吃过一次肉饼,苦得不堪回首。
在这样的美滋滋的日子里,考大学?想都不想。打死也不考。那时候,识时务者为俊杰。
直到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市场经济渐渐露出曙光。我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赶上了时代的转折点。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下海经商,生逢其时。不出几年干了个“京城地板砖大王”,被《经济日报》十六天报道连载。
人怕出名猪怕壮,因此遭主管部门嫉妒打击,于是愤而离去。本想再起一摊对着干。后经人点拨说,只有改行他们才能放过你。你这个脑子还愁什么生计,改行吧!干市场营销卖广告卖创意。语不惊人死不休,你肯定会干出经典案例。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以我这种性格脾气——无背景、不会拍马屁——注定一辈子都得忍辱负重,永无出头之日。
感谢改革开放,感谢那个给了普通人公平机会的时代。
吃水不忘挖井人。我至死不渝地感恩粉碎“四人帮”,感恩改革开放,感恩那个终于让普通人可以靠自己奋斗出头的年代。
来源:北京市第25中校友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