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人民日报评论员是怎样的体验？资深新闻人向您娓娓道来！
1978年9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我写的评论《要为人民办好事》一文。
这是一篇个人署名评论，当时署名为“国昌”，是我在人民日报的首发稿。
1978年9月26日，人民日报二版刊登刘国昌《要为人民办好事》一文。
该评论结合当时一些地方政府努力为广大群众办好事、办实事的事例，阐发了“要为人民办好事”的理念。
文章发表后，领导、同事见了说：“写得不错！”
朋友、同学等表示：“上了人民日报啊！不容易啊！”
听了这些，心里美滋滋的！
这是我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刊发文章，能不高兴吗！
与新闻评论结缘
自那以后，我与评论打上了交道。
从大学毕业到人民日报工作，大都是奔着当记者去的。
记得我们这批大学生初到人民日报，望着墙上贴着的各部门电话表指指点点，有的说：“到记者部去，能到处走走看看！”有的说：“到文艺部好，能经常看电影、戏剧。”
可没曾想到，我和另一个大学生被分配到评论部工作。
那时讲究服从分配，我们走马上任了。
1978年夏，刘国昌在人民日报社评论部工作时留影。
那时评论部人不多，主要是动手写评论。工作一些时日后，觉得“写稿子有点空”，特别是对当时的集体写作不大适应。
当年，有时写篇社论或评论员文章，是几个人坐在一起边议边写，一个人负责记录。当然有一个人是“主说”、别人配合，但基本上是大家“凑”出来的。随后是打样、修改、润色等，最后送领导同志审阅。
这样的“活儿”，我经历了好几次。印象最深的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在王府井报社院子里抗震棚写社论那次。
好在评论部的工作氛围特别好，时任部主任范荣康、副主任钱湜辛等老同志，不但身体力行写稿子，还经常组织大家议选题、改稿子。对我们这些初到评论部的年轻人更是关照多多。每当稿子改后，他们总是耐心说说为何这样改、应注意那些事项等。即使稿子被“枪毙”了，他们也是和颜悦色地鼓励你继续写，让人心里很舒畅。
在这样的环境里，我慢慢适应了工作规范，逐步走上了写评论的“道儿”。
日久对评论生情
1980年初，由评论部承担了在一版新创办的《今日谈》专栏。
这个专栏起步高，评论部不但每天要给一版提供二三条稿子，还要上中班（下午到夜里12时）配合当天新闻自己写稿。
当时部里把任务交给了我们3个年轻人，每天选稿、改稿、写稿，忙得不亦乐乎，干得挺欢！那段时间，使我对评论有了更多了解，更知道了新闻评论在社会上的重大影响和作用。
1983年，刘国昌（一排左一）与人民日报社同事在圆明园遗址前留影。
1985年7月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我到《言论专访》版担任副主编，那更是整天与评论打交道。
海外版的言论版品种较多，有名噪一时的《望海楼》，还有《思想杂谈》《自由谈》《专论》等。初创阶段，稿子不多，我们就连编带写，保证每天一块版出版。
后来担任海外版教科文部主任、副总编辑等职务，基本上也是要同评论打交道。
就是在这“摸爬滚打”中，与评论生情，喜欢上了这一行！
写评论的难与不难
评论是新闻写作家族中的“重武器”，确实有“难”的一面，比如寻角度难、定观点难、写论述难等。
但也有“不难”的一面，那就是经过一段时间磨练后，“难”就会向“不难”方面转化。
这个转化期，因人而异，有的长些，有的则很短。其中的奥妙是：喜欢+钻研。
喜欢是前提。在这个前提下又勤于钻研，那就进步快了。
从我一路走来的情况就是这样：倘若说现在在评论方面有点成绩的话，主要得益于以下三个方面——
①
有好老师传授
有好老师传授。在人民日报，时任总编辑谭文瑞、时任副总编辑范荣康、时任评论部主任钱湜辛以及资深报人高集、袁先禄等，都以不同方式对我言传身教，特别是能听到他们讲的毛主席、周总理、胡乔木、邓拓改社论的故事等。在他们的熏陶、匡正下，我获益多多，进步较快。
②
悉心反复研习
为写好评论，我经常到报社图书馆查阅资料，举凡报社发表的重大评论及署名文章，我都仔细看过，并作了笔记。从中不仅了解了党报新闻评论的历史沿革，还学到了不少写作的手法和技巧等。
③
苦读吟诵经典
读书对写评论的作用很大，特别是读经典著作、吟诵古诗词等，经常阅读很有好处。我的藏书不多，但经典著作、古诗词的书保存很好，它们是我的良师益友。
从1978年的首发稿到现在，已经42年了。在这42年时间里，评论一直伴随着我，经常看，反复学、不断写。现在我已出版了两本自己的新闻评论集子，还承担了新闻评论写作课的培训任务。这是让我多么引以为豪的事情啊！
注：文中图片均由刘国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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