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斗观察网 | 刘宏：岁余拾踪·我的高考——难忘的1978

1978年7月20日，“文革”后第二届全国高考拉开帷幕。当那张带着淡淡油墨香的试卷铺展在课桌上时，考场里只剩下笔尖摩擦纸张的沙沙声。那一年，文科考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和外语，理科则考物理与化学替代史地。对于坐在考场里的我而言，这不仅是一场决定命运的考试，更是从泥泞中挣脱、走向新生的出口。

2010年6月，作者（左）去常州看望工作在常州工学院的哥哥

我还清晰地记得，那年语文的作文题是要求将《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缩写成一篇五百至六百字的短文。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这样的题目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仿佛在提醒着每一个坐在考场里的青年：国家的建设需要速度，而我们改变自身命运的齿轮，也必须在此刻加速转动。我紧握着钢笔，在草稿纸上反复斟酌词句，力求在五六百字的方寸之间，既准确传达出原文的精髓，又倾注进自己渴望新生的全部热忱。

那年我18岁，毕业于一个半封闭的小镇中学。那几年正值国家推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政策，实行小学5年、初中2年、高中2年的九年制教育。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大家对学习不够重视，“读书无用论”在学生中盛行。学校的教学也基本荒废，教材内容十分浅显。作为农村孩子，我们还要频繁参与劳动：春天在水田里插秧，泥水灌进裤腿冰凉刺骨；夏天铲地，汗水流进眼睛刺痛难忍；秋天秋收，镰刀磨破了手掌，钻心地痛。这样的劳动，每年大概有三五十天，让书本上的知识被落下了大半。

2012年，大学毕业30年我们班在母校相聚。图为同学们与任课老师在地质宫前合影，前排左二为作者

直到1977年3月，国家确定恢复全国高考，学校才开始真正抓教学，大家也猛然醒悟这是改变命运的一次契机。同年12月，“文革”后首届全国高考举行，我和哥哥双双报名参加。

小镇党委组织了为期半个月的集中辅导，可我们基础实在太差，老师在黑板上画着勾股定理、讲着函数关系，我们在台下听得云里雾里。看着密密麻麻的公式，我心里常涌起深深的无力感。我甚至在深夜暗自怀疑：就凭我这残缺薄弱的底子，能拼过那些城里的考生吗？

1977年的那次高考算是我的“小试牛刀”。当时的录取规则对在校生颇为严苛：社会考生四门总分180分即可过线，而在校生需达到240分。最终我以218分遗憾落榜。知道分数的那天，我把自己关在屋里，盯着成绩单发呆，委屈、不甘和自我否定交织在一起，让我喘不过气来。

痛定思痛后，我还是静下心来准备迎接1978年的全国统一高考。这一年，我几乎把所有时间都倾注在复习上，也正是哥哥1977年顺利考上大学给了我极大的鼓舞。那时复习资料匮乏得可怜，父亲特意托人帮我买了一套国家刚出版的系列辅导丛书，我便以它为蓝本如饥似渴地自学。

高中教我们数学的范老师一直鼓励我们：“你们好好复习，一定能考上大学。”他自身便有一段令人唏嘘的经历：1964年高考数学满分、语文仅差5分，本已被清华大学录取，却因父亲的问题被取消资格。他的话成了我暗夜前行的一束光。    

然而，化学老师曾泼过冷水：“你们基础这么差，我看咱们学校这次高考不会有人能考上大学。”这话像一根刺扎在心里，反而激起了我不服输的倔强。每当我困得睁不开眼或做题做到崩溃想放弃时，我就会想起这句轻飘飘的否定。我在心里暗暗较劲：凭什么我们就注定考不上？哪怕只有一丝可能，我也要咬紧牙关拼到底！

作者（右二）为省地矿局读书分享会获奖者颁奖

为了多争取一点时间，我几乎每天复习到深夜。有一次太困，趴在桌上睡着了，台灯由于用了60瓦灯泡（平时为省电只用15瓦）竟把灯罩烤煳了。母亲闻到焦味赶来，一边心疼地念叨“这孩子多危险”，一边满眼都是对我的期盼。

高考前一天的7月19日，清晨的薄雾还没散去，我便与爸爸各骑一辆自行车，顶着风尘从10公里外的小镇赶到县城。车轮碾过坑洼的土路，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到了县城，父亲为我订了宾馆便又匆匆赶回了小镇。

坐在宾馆略显陌生的床上，听着窗外的虫鸣，我的心跳得像擂鼓一样快。一年多时间的苦读，无数个熬红双眼的夜晚，全押在这三天上了。那一刻，我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无论结果如何，我已经倾尽了全力。

参加省自然资源厅省直机关第一次党代会时，作者（左）与同为代表的原《黑龙江地质报》社社长、总编刘志龙合影

考完回校估分，是我记忆中最煎熬的时刻。教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静得只能听见翻动草稿纸的细微声响。我死死盯着眼前那份模糊的答案，手里的钢笔被捏得滚烫，手心渗出的冷汗几乎要把纸页洇湿。每核对一道题，心就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紧，忽上忽下。遇到做对的题，我不敢有丝毫窃喜，生怕这短暂的希望只是错觉；一旦发现自己算错了步骤或是漏看了条件，一股寒意便顺着脊背直窜脑门，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我甚至不敢直视老师的眼睛，生怕从老师的神情里照见自己的狼狈。

在那种极度的忐忑中，我的大脑一片混沌，分数像一团乱麻越理越乱，最终我只敢在心里给自己留下一个三百三四十分的底线——既怕高估了自己会跌入绝望的深渊，又怕低估了会辜负父母和老师的那份期许。

班主任和放假回家的哥哥一起帮我报志愿。我觉得重点院校希望渺茫，但一志愿随便填了吉林大学数学系，第二志愿却很认真——报了白求恩医科大学，满心憧憬着将来能当个大夫或老师。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日子，漫长得仿佛没有尽头。我每天都准时到学校等待消息，却每天都失望地返回。

2022年5月22日，省长胡昌升（右）到省地矿局调研时看望报社编辑，图为作者向胡省长介绍报纸情况

直到那个初秋的午后，阳光依旧有些灼人。我正要从学校返回，班主任从教研室出来叫住我，递给我长春地质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我愣在原地，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是炸开了一团棉花，足足好几秒钟都没能反应过来。我双手颤抖着接过那个沉甸甸的信封，不敢拆，生怕这是一场随时会醒来的梦。当我静下心来，抽出那张印着红色大字的录取通知书时，视线瞬间被泪水模糊了。

就这样，我带着几分懵懂与幸运走进了长春地质学院，开启了四年数学师资班的求学时光。

2024年，陈树勇在IEEE能源与发电委员会相关论坛现场发言。当年，我们学校只有陈树勇和我考上大学。

高考真切地改变了我的命运，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如果没有这场考试，我大概率还会在那个农村小镇里日复一日地忙碌。参加工作后，我始终怀揣着一颗感恩之心，觉得是国家给了我重塑人生的机会。这份沉甸甸的恩情化作了我前行的动力，让我在平凡的岗位上拼尽全力，也终于取得了一些微小的成绩。

现在回望那段岁月，心中仍然充满无尽的感激与释然，庆幸自己生在这样一个国度，赶上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时代。

曾经无数个伏案刷题的盛夏

星光漫过窗边夜空

灯火陪着我们埋首于成堆试卷

笔尖写满青春

作者简介

刘宏 吉林省公主岭市人。研究生学历，教授级高级政工师。曾任黑龙江省地质矿产局直属机关专职党委副书记、党群工作处处长、省地质工会主席、地质调查报社长兼总编。

来源：小小天一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