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党员“特权”

　　编者按

　　我为什么入党？对于每一名已经入党和想要入党的人，这个问题，都是无可回避的灵魂叩问。“七一”前夕，我们通过共青团中央各新媒体平台，收集了数以万计的留言。因为版面有限，在此选发和摘编有代表性的网友来稿。当然，每一个回答都是真挚的，每一个入党故事都值得被铭记。不忘入党初心，行动是最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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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春节颇不宁静，除夕看春晚时，我就做好了随时返岗的准备；大年初二，我已在岗位上梳理防疫相关资料；大年初四凌晨，人生第一次穿上防护服，冲到工作一线，用镜头记录抗击疫情的影像资料；3月初，防疫压力最大的时候，又在最前线对每一架航班进行防疫筛查……

      看着自己与同事胸前的党徽，我再一次想起多年前加入中国共产党时的追求：传承“特权”。你没听错，我要说的是属于党员的“特权”。

　　我对党员“特权”的了解，来源于我的外公。

　　在幼年时，我就通过给外公读报纸来识字。有一次读到“党内特权思想”的时候，我问外公什么叫“特权”，得到回答后懵懂地问他，是不是给离休干部发报纸是“特权”？外公没有生气，告诉我，他参加八路军也是靠了“特权”。

　　1942年，中原大地在“水旱蝗汤”的祸害下，处处哀声。外公的父母因贫病相继过世，面对同族村长，还未成年就成为孤儿的外公作了人生的第一次重大选择：

　　“去县里跟着国民党当兵吃粮，还是加入八路军，跟着共产党打鬼子？”

　　“谁能替穷人做主，我就跟谁走！”

　　“你要去当八路？他们没钱没粮，缺枪少药，去了可能送命，你想好了吗？”

　　“这样的队伍还这么困难，我更要跟着去！”

　　“县里当兵啥也不看，当八路嘛，你虽然个子高，但是还不够岁数。也罢！我还算有点特权，就去给你说说！”

　　凭借村长的“特权”，当晚外公就被队伍接走，成了一名八路军小战士。

　　据说，送走外公没几天，村长父子就因为掩护八路军伤员被日军杀害了。

　　我外公跟着队伍虽然艰苦，却也因为年纪小受到照顾，一路战斗一路成长，学了文化读了书，从中原大地到华北平原，也成为一名党员。

　　外公还告诉我，每次战斗危急时，只有党员有“特权”留守最危险地方，只有党员才有资格第一波向最危险的阵地冲锋，只有党员才能优先去牺牲。这些才是党员的真正“特权”。他为不能享受这些“特权”而拼命学习、拼命成长，直到成为一名党员，并在朝鲜战场用三分之一个肺的代价“享受”了这样的“特权”。

　　之后，他又用这种“特权”主动转业，支援地方建设，主动让出分房名额，主动退居二线……这就是我外公这个共产党员的“特权”。

　　我又是如何争取到党员的“特权”呢？

　　高中时期，我作为优秀学生团员，有幸成为组织发展对象。但是，入党名额有限，我想到了外公的“特权”，主动请组织优先考虑其他同学。大学入学，辅导员和我谈心时，问我是否入党，他还以一名老共产党员的身份给我设置了考验：大学四年，他作为支部书记不主动提名发展我入党，让我自己摸索应该怎样入党。

　　大学同学来自五湖四海，志趣思想各异。我尝试过努力学习理论知识，向党支部作思想汇报；尝试过与对党的政策路线有误解的同学辩论；尝试过找三观一致、志趣相投的小伙伴一起写文章……但这些，都没能让我被年级与团支部推选为组织发展对象。

　　新学期学校院系寝室调整，我们年级的男女生宿舍要从学校最南边山脚下的两栋楼顶，搬到最北面山坡上的三楼和四楼。虽然学校协调了卡车来完成校内运输，但是上下楼搬运还要靠自己。开始搬迁前，我找到辅导员，想知道党员还有什么“特权”？“你试着帮所有需要帮助的同学把行李都搬了，就知道了。”

　　那一刻，我仿佛开悟一般，凭着拿过省级大学生运动会游泳前3名的实力，我不知疲倦地上下楼搬运行李。265件蛇皮袋和箱子，是细心的辅导员为我记下的数字，几乎本年级每一间寝室都留下了我的汗水。

　　那一学期，我被年级以最高票数推选为党员发展对象。平时从没哭过的我，含着泪水感谢老师和同学们。我真正认识到，党员的“特权”就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的眼睛最雪亮，只要你肯弯腰俯身去想他们所想、急他们所急，他们就一定支持你。

　　毕业后，我来到了现在的单位，结识了许多志趣相投的朋友，还因为“从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结识了互敬互爱的妻子，有了活泼可爱的孩子。北京奥运会、北京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历次重大国家活动中，我有幸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今年春节，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破了我们习以为常的“岁月静好”。从武汉开始，许多城市成为中高风险地区，一个个小区进行了封闭管理，医疗资源和防疫物资一度告急。人们焦虑地了解所有能接触到的信息，关心自己能做些什么。

　　“党员不是捐款交纳特殊党费就够了。”“我们应该有更多‘特权’！”

　　单位需要员工深入一线拍摄纪录，我和其他报名同事说：“我是党员，我应该先上！”

　　在一线的发热排查室，同事担心有感染风险，问我能否就在外面拍摄。我问他：“里面的同事是不是党员？”“没错，最危险的岗位都是党员先上。”“我也是党员，我更应该进去记录下这些身影，告诉大家党员都在一线。”

　　在家轮休时，我了解到春节假期期间，小区疫情防控门岗缺乏人手，社区支部在组织党员志愿者轮流值守，我和妻子两名党员随即报名，成为当月出勤次数最多的两名党员志愿者。2月14日情人节那天，北京突降大雪，我俩一起戴上袖箍，行使“特权”，代替了原本轮值的几位退休党员志愿者。

　　出入登记的街坊问，为啥今天是你们俩？你们穿情侣棉服的都不去过节吗？

　　“在这儿过节，是我们党员的‘特权’，是共产党员的浪漫！”这是我俩的回答。

　　随后，我又志愿支援其他单位的防疫工作，一直奋战到疫情压力缓解。我常常穿着全身防护服，连续工作八九个小时，不吃不喝不拉不撒，深夜小憩以后，迎着凌晨三四点的微风继续开干。

　　我也看到把“共产党员”写在防护服上，坚守筛查岗位10余个小时的“铁人”同事；还亲眼见证了党员突击队创造的奇迹：仅用72个小时就完成所负责区域入境检疫设施改造，为首都国门建立起防境外疫情输入的坚固堡垒……

　　在这个并不安宁的年份，能以这样的“特权”践行初心使命，绝对值得我铭记一生。我想，在孩子长大后，自己也会满怀自豪地为他讲述我眼中的党员“特权”。

　　孔公绪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