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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观察网 | 从廿六名城看丝路文化

2026年11月21日 08:16:12 来源:光明日报 访问量:419次

从廿六名城看丝路文化

演讲人:刘士林 演讲地点:上海交通大学张元济讲堂 演讲时间:2026年10月

刘士林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景德镇陶瓷大学特聘教授。代表作《城市中国之道》译有法、俄、英、阿拉伯文版,《六千里运河,二十一座城》译有英、法、阿拉伯、土耳其文版。

观众在位于兰州的甘肃简牍博物馆“问秦——甘肃秦文化考古二十年成果特展”上参观秦公鼎。新华社发

观众在新疆库车市龟兹魏晋遗址博物馆参观。新华社发

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内的佛塔。新华社发

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威远楼。新华社发

  历史学家李学勤曾感慨:“以前人们总是过分低估古人的活动能力。”事实确乎如此,古代世界各民族、各文明的相互交往,不仅比人们所知的要更早,在空间上也更加壮阔辽远。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就是古人不断走向远方未知世界的结晶。前者以汉唐两代长安城为中心,主要经过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伊拉克、土耳其等国,并延伸至地中海沿岸地区。海上丝绸之路以今天的广州、泉州、宁波、扬州等为重要港口,串联起南海、印度洋、红海以及东海、黄海、渤海、太平洋等大海大洋。这两条丝绸之路,就像两条巨大的手臂,把广阔的世界揽入怀中,在它们畅通无阻的汉唐等时期,不仅推动了当时各区域资源的合理配置,也极大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交流融合。往事越千年,这两条古老丝路,在今天并没有消失,而是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文脉,焕发出全新的时代风貌。自古及今,道路不只是交通的载体,也是串联起不同城市的“金线”、推动文化交流和文明融合的“熔炉”。要了解丝绸之路的历史,感悟其文明的辉煌,必须深入丝绸之路上灿若星河的城市和深厚绵长的文化。本次讲座,我们重点讲述丝绸之路上的城市和文化。

丝绸之路的历史

  对于丝绸之路的历史,我认为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丝绸之路距今6000年前后“萌芽”,距今2100年前后“定型”,距今1400年前后达到“鼎盛”,最近10余年来开始了新的“复兴”。丝绸之路的历史尽管漫长、曲折,但只要建立了这四个坐标点,就大体上把握住了它的前世今生。当然,以上坐标点的选取是本着“取大取整”的原则进行的,目的是便于表述、记忆和传播。

  首先说“萌芽”。距今6000年前后,中西方之间就出现了一条贸易大通道,它以新疆和田为中心,向东通往中原地区,向西抵达地中海沿岸。由于当时这条贸易大通道主要是为了运输和田地区的美玉,因此它被称为“玉石之路”。尽管当时还没有运输丝绸,但就其形态和功能而言,可谓已开后世丝绸之路先河。因此,我们把距今6000年到距今2100年前的这段历史看作是丝绸之路的“史前史”。之所以需要把这段历史挖掘出来,不是出于“越古越好”的考量,而是基于三方面的原因:一是避免割裂玉石之路、丝绸之路这两条古代中西贸易之路的历史联系和地理关系;二是要突破李学勤先生所言的“以前人们总是过分低估古人的活动能力”之窠臼;三是呼应存在着“汉代以前的丝绸之路”的当代考古发现。也就是说,在张骞之前,丝绸之路并非一张白纸,这里已经有了“驼铃声”和“人的痕迹”。这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引起更多的研究和关注。

  其次说“定型”。距今2100年前后,丝绸之路横空出世。西汉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为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十三年后的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张骞归来。“风沙霜雪十三年,城郭山川万二千。”(宋元陈普《咏史上·张骞》)张骞此行经过葱岭等地,艰苦卓绝,九死一生,出发时一百多人的使团,归来时只剩下张骞和堂邑父二人。在记录这一行程数万里的壮举时,司马迁特地使用了“凿空”之语。唐人司马贞注释说:“谓西域险阨,本无道路,今凿空而通之也。”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抵达乌孙(巴尔喀什湖以南和伊犁河流域),分遣副使赴大宛(费尔干纳)、康居(以今塔什干为中心的游牧王国)、大月氏(西迁至阿姆河流域)、大夏(在今阿富汗)等地,此后汉使的足迹继续延伸,奠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干道和主体框架。以往中西方之间自发的、时断时续的民间商贸往来,自此以后变成了国家之间大规模、可持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因此,我们把张骞出使西域看作是丝绸之路“定型”的标志。

  再说“鼎盛”时期。距今1400年前后,世界进入“东土大唐”时代。唐朝不仅开创了“三代以还,中国之盛未之有也”(北宋司马光语)的盛世局面,同时也成为东亚乃至世界的文化、经济中心。在这样的背景下,丝绸之路的繁荣远超汉代,由此进入到“鼎盛”时期。唐代丝绸之路共有四条主干线,除去唐后期繁荣起来的海上丝绸之路,其他三条都属于陆路:一是西汉张骞开通的沙漠丝绸之路;二是向北通过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进入中亚的草原丝绸之路;三是从长安到成都再到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由此形成了以长安为中心、以罗马为终点、横贯大半个世界、由多条主干线组成的陆路交通体系,成为“大唐”“盛唐”“巨唐”的象征。此外,在丝绸之路治理上,唐朝设立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分别管辖天山以南和天山以北广大区域,有力保护了这条“经济大动脉”的通畅和繁荣。

  最后是当代“复兴”时期。公元15—16世纪,由于海上新航路开通,古代丝绸之路基本废弃。20世纪以来,有识之士开始谋划“现代丝绸之路”。如孙中山发表《建国方略》,提出修建一条从乌鲁木齐到伊犁的铁路,然后再与欧亚各国的铁路连通。1990年9月,兰新铁路西段与苏联土西铁路贯通。丝绸之路的全面复兴,是新时代以来的事情。截至目前,我国已与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合作伙伴覆盖全球四分之三的国家及主要的国际组织。

丝绸之路的城市

  谈到古代丝绸之路,人们往往会讲丝路沿线的崇山峻岭、荒漠戈壁,也会讲极端气候和残酷的生存条件,但对丝绸之路与城市的关系关注不多。实际上,丝绸之路之所以经历漫长岁月顽强延续下来,主要得力于沿线一众城市。这些城市多半依绿洲而建,既是可休憩之所和物资补给的驿站,也是人们从事外交、商贸和文化交流的舞台。历史上,丝路城市与丝绸之路的关系极为密切,一方面,因丝绸之路的开通和繁荣,一些丝绸之路交通节点发展为城镇,也有一些原本不起眼的小城镇发展为大城市;另一方面,丝路城市的崛起和发展,也为丝绸之路的畅通和治理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甚至可以说,没有那些坚守在大漠孤烟中的丝路城市,就不可能有丝绸之路的繁荣和一次次的浴火而生。

  从长安到罗马,从关中平原到地中海沿岸,分布着数不尽的城市,它们就像“生而千年不死、死后千年不倒、倒后千年不朽”的胡杨林,涵育并传承了独特的丝路文明基因,同时也推动着人类的文化对话和文明融合。和漫长的丝绸之路相匹配,丝路城市同样为数众多,无法一一道来,这里我们选择汉代“沙漠丝绸之路”主干道经过的、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26座丝路名城,具体包括南阳、洛阳、西安、固原、靖远、武威、平凉、会宁、兰州、酒泉、敦煌、天水、陇西、临夏、西宁、张掖、哈密、乌鲁木齐、伊宁、吐鲁番、龟兹(今库车)、阿克苏、喀什、若羌、且末、于阗(今和田)。它们积淀着古代中外政治外交、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的历史记忆,对其在丝绸之路上的独特角色、重要职能、丰富内涵作一管窥,可以为我们了解丝绸之路的文化宝藏提供一面镜子。

  总体上说,这26座丝路名城,呈现出“2+6+N”的空间布局,其中的“2”,是指东段和中段,其中的“6”,是指东段的北线、中线、南线和中段的北线、中线、南线,其中的“N”,是指每个具体线路包含的城市数量。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之所以未将视角延伸至境外的丝路“西段”城市,主要考虑是上述26城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中国境内线路大体吻合,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可以为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提供参考。

  首先来看“东段”。

  在东段的北线,主要有南阳、洛阳、西安、固原、靖远、武威六城。在南阳汉画像中,有一块“巡行丝路”画像石,上面刻画的人物、汗血宝马及新疆虎,生动再现了当时南阳与西域的交流场景。洛阳既是隋唐大运河的枢纽,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城市。在对洛阳定鼎门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考古工作者发现的多处隋唐时期的骆驼脚印和数十条车辙痕迹,成为这座丝路名城的实证。西安作为汉唐两代都城所在,是名副其实的丝绸之路中心城市。汉代的张骞从此出发,“凿空西域”,霍去病受命西征,彻底打通了河西走廊。唐代的长安,以七条通往四夷的道路为骨架,形成了“条条道路通长安”的国际交通路网,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世界城市”,其中,葱岭以西各国的使节和客商,就是通过丝绸之路来到长安的,为城市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固原是古人眼中“左控五原,右带兰会,黄流绕北,崆峒阻南”的军事要塞,也被一些文学评论家视为“中国古代边塞诗的发源地”,班彪的《北征赋》、王维的《使至塞上》、王昌龄的《塞下曲》等,都有鲜明的“固原”印记。“陇上名邑”靖远,自古是连接中原和西域的必经通道,汉代丝绸之路在此穿越哈思西山,西渡黄河,进入河西走廊,素有“秦陇枢机”“金城锁钥”之美誉,自古人才济济,多出将才。武威地区古属雍州,又称凉州,曾为唐代河西节度使的驻地。武威不仅是军事重镇,也是丝路商人云集的都会,南北朝时已是北朝诗歌所描述的“车马相交错,歌吹日纵横”繁荣景象。

  在东段的中线,主要有平凉、会宁、兰州、酒泉、敦煌五城。平凉古称渭州,地处甘肃省东部、陕甘宁三省(区)交汇处,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相传距今5000年前,轩辕黄帝曾三次问道于崆峒山,也是文王伐密、秦皇祭天、汉武西巡等重大事件发生地,还孕育了针灸医学鼻祖皇甫谧,南宋抗金名将吴玠、吴璘等人物。李白的“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有观点认为此题材与平凉有关。会宁“地控三边,县居四塞”,是古丝绸之路重镇,既为历代兵家必争之重地,唐宋时期的突厥、党项、女真、蒙古等在此角逐,也是文人墨客和戍边将士的创作基地,相传成吉思汗、林则徐、左宗棠、谭嗣同等曾在此留下印记。兰州古称金城,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地之一,丝绸和茶叶由此西去,天马和黄金由此东来,是茶马商贸往来的大市场。同时,它也是保护丝绸之路安全、畅通和稳定的重镇,以金城关、京玉关等最为知名。酒泉为汉代“河西四郡”之一,自古是通往西域的交通要塞,曾是丝绸之路商贸交流的重镇,如今是人口超过百万的名城。酒泉夜光杯是用玉琢成的名贵饮酒器皿,其玉料采自祁连山,杯体深沉浑圆、典雅古朴。据文献记载,早在周穆王时就有西域进献夜光杯之事。到了唐代,夜光杯更因诗句“葡萄美酒夜光杯”而闻名天下。地处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为丝绸之路上最大的交通枢纽,也是丝绸之路河西道、青海道和西域南、北交汇的边关要塞。因扼玉门关、阳关两大要塞,又被称为丝绸古道上的“生死符”。这里有举世闻名的鸣沙山和月牙泉,也有著名的敦煌学。

  在东段的南线,主要有天水、陇西、临夏、西宁、张掖五城。“金张掖,银武威,金银不换的是天水。”天水不仅富裕,有“陇上江南”的美誉,也是中华文明的人文摇篮,其羲皇文化、轩辕文化、大地湾文化、秦文化、麦积山石窟等享誉中外,自古名人辈出,诸如李广、赵充国、姜维等。因在陇山以西而得名的陇西,是丝绸之路上的雄关重镇,张骞、班超等出使西域,均从此地经过。陇西是西部天然的放牧养马胜地,也是蜀汉和曹魏政权反复交战之地。陇西人性格淳朴,素有好客之道,男子多“豪杰”,女子多“好妇”。地处甘青孔道、古丝绸之路南线的临夏(古称河州),是唐蕃古道上茶马互市的重镇,阿拉伯后裔商人在此将茶叶、瓷器、丝绸输往天竺、波斯、尼婆罗和吐蕃,又把波斯、叙利亚、阿富汗的珠宝、胡椒、香料、砂糖、棉花等输入中国。西宁取“西陲安宁”之义,古称青唐城、西平郡、鄯州。因地处湟水中游河谷盆地,是丝绸之路南路和唐蕃古道的必经之地,素有“西海锁钥”之称。西宁处昆仑文化涵育之地,河湟花儿质朴热烈,被称为“西北之魂”。东连长安、西通西域的张掖,扼守河西走廊的咽喉,是唐代西域及中亚各国商队的贸易中转站,成为河西走廊上最繁荣的国际贸易城市之一。到了明代这里依然繁华。

  其次来看“中段”。

  在中段的北线,主要有哈密、乌鲁木齐、伊宁(被视为伊犁代表)三城。哈密地处新疆最东端,素称“新疆门户”,也被誉为“雄镇天山第一城”,自古是丝绸之路上的商业集散重镇,是历代中原与西域较量、争夺的战略要地,也是汉族、维吾尔族、回族、蒙古族、哈萨克族等多民族聚居区,最知名的物产是哈密瓜。“地处天山之北,居四达之冲要”的乌鲁木齐,有丝绸之路新北道上重要的收税城、管理城和供给城——轮台古城,不仅见证了丝路上发达的城市手工业和商贸市场,也为唐诗贡献了具有重要影响的“轮台诗”,如岑参的《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伊犁是古代丝绸之路新北道的要冲,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城市。伊犁河谷盛产汉武帝喜爱的“天马”,古代的细君公主、解忧公主曾在此与乌孙和亲,这里还见证过土尔扈特“东归”、锡伯族西迁伊犁屯垦戍边等著名历史事件。

  在中段的中线,主要有吐鲁番、龟兹、阿克苏、喀什四城。吐鲁番在突厥语中意为“富庶丰饶之地”,曾是古代高昌国的国都,是中国丝路遗址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有交河故城、高昌故城、阿斯塔那古墓群、火焰山、葡萄沟、坎儿井、库木塔格沙漠、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等。《西游记》中的火焰山,当代的“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都脍炙人口。龟兹位于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是古印度、希腊—罗马、波斯、汉唐四大文明的交汇之处。龟兹与敦煌一西一东,并称丝绸之路“双子星”,其音乐对隋唐宫廷音乐有重要影响。在回答“来世愿意出生在哪里”时,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就选择了这里。位于塔里木河上游的阿克苏,因水得名,维吾尔语意为“白水城”,在秦汉西域三十六国中,为姑墨、温宿两国属地,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阿克苏被誉为“鱼米之乡”“瓜果之城”,清朝始种植稻米,至民国初“甲于诸郡”,一直延续至今。喀什北接天山,西临帕米尔高原,南依昆仑山,东临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与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等接壤,古为西域方国,历史上的莎车、疏勒以及喀喇汗王朝、叶尔羌汗国等先后在此活动,是扼守西域的门户,也是沟通中国与中亚、欧洲陆路交通的孔道。

  在中段的南线,主要有若羌、且末、和田三城。若羌是丝绸之路西域段的门户,曾经是古代西域长史府治所和屯田中心,并长期是中亚商旅的贸易集散地。法显、宋云、惠生、玄奘等历代高僧,在西去天竺或东归故土时,都曾于此设坛讲法。这里出土的干尸“楼兰美女”,又称“楼兰新娘”,是文学作品里丝绸之路上最动人的诗性情节。且末南倚昆仑、北临大漠,东可入阳关、西去即葱岭,是汉代西域三十六国的且末国和小宛国所在地,也是丝绸之路南道的重镇,多民族自古在这里相融共生。这是中国最古老的“玉城”之一,早在大约6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昆仑山北坡、阿尔金山北麓开采玉石,并开辟了东至中原、西经中亚的“玉石之路”。位于“沙漠丝绸之路”南道要冲的和田,古称于阗,是西域四大古国之一,也是唐代安西都护府统辖的安西四镇之一。于阗存续千余年,是丝绸之路上最有生命力的城邦。这里有西域南道最大的绿洲,自古是多民族聚居区,并以西域音乐舞蹈著称。相传汉高祖时于阗乐传入中原成为宫廷音乐,至唐朝达到顶峰,《霓裳羽衣曲》也是经过于阗乐工的改编和演奏,后来成为唐明皇和杨贵妃的心爱之物。

  还要说明的是,当下的丝绸之路研究,一般以西安为起点,我认为,这无形中把西安以东的不少城市舍弃了。如同广州、泉州、宁波等都被视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一样,陆上丝绸之路也应有多个“起点”。如张骞封侯之地的南阳方城。方城古为缯国,此名即与丝绸生产和贸易有关。春秋时期的楚国,曾在方城设立“缯关”,主要收的是丝绸税。也有当代学者把方城看作是“丝绸之路源头之一”,认为其“在整个丝绸之路发展史中是不应被忽略的重要环节。”(杨镰:《丝绸之路史二题》,《文史知识》,2009年第6期)。再比如作为汉唐两朝东都的洛阳。从历史上看,唐代的外国使节、商人等抵达长安后,或出于外交事务的需要,或为了拓展商贸业务,大多把连接丝绸之路和大运河的洛阳作为他们来华的重要一站。包括玄奘求法归来,也是在洛阳向唐太宗复命的。就此而言,洛阳自然也不应被排除在丝绸之路之外。

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发掘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其主角自然是各种奇货珍玩,但实际上,“这条路不仅传播了货物,还传播了思想、技术、图案”(﹝美﹞芮乐伟·韩森:《丝绸之路新史》)。它堪称中外文化交流的大舞台和东西方文明融合的大熔炉。同时,由于自然环境的极端艰苦和社会环境的异常复杂,这里还孕育了与长城、大运河等不同的文化风俗和精神气质,留下了一笔极富特色的文明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选择了敞开胸怀拥抱世界的进取姿态,其凿通和维系等艰巨任务也极大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和奋斗精神。

  古人开通丝绸之路的动因固然很多,但在深层次上看,古人对“远方”的“好奇”,不仅出于对财富的追求,也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丝路的开通,不仅极大丰富了人们的生活资源、赢得了巨大的财富,也极大拓展了古人的见闻和视界,使他们获得了更有价值和意义的人生。在我看来,丝绸之路的历史本身就是一本“好奇心”的教科书,深入发掘其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不仅有益于当下,对未来也是有利的。

  古代丝绸之路纵横数万里、穿越众多自然环境、联系着很多民族和人群,古人要维持其畅通,不可能用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文化模式、一种价值体系来处理所有的事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丝绸之路可谓不同民族和国家处理彼此矛盾关系、利害冲突的历史典范。其基本内涵我想可以用墨子的“交相利”和“兼相爱”来概括。就前者而言,丝绸之路的开通,有利于货物流通和市场繁荣,如从中国输出的精美实用的丝绸、漆器、玉器、铜器等,如从国外输入的葡萄、核桃、香料、良马、狮子等,极大丰富了人们的衣食住行,有力提升了人类的物质文明水平。就后者而言,以追求财富、平等交换为基本准绳,以“不论贫富贵贱,也不论远近亲疏”“从不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也不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等为鲜明特征,创造出一种超越了“丛林法则”的高度文明化的社会交往和共生发展模式。无论是前者创造的“天下之利”,还是后者蕴含的“人类大爱”,都是丝绸之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在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的框架下,努力推动其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助于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提供更加澎湃的文化动能和精神力量。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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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诗话体”书写丝路节点城市

——读《千年丝绸之路:二十六座城》

来源:文汇报 2026-11-13  文汇网官方账号


当一列列中欧班列取代了昔日的骆驼商队,当霍尔果斯的口岸灯火映照着天山积雪,我们是否还能在钢铁与水泥的缝隙中,辨认出那条横贯欧亚的古老丝路?刘士林教授主编的《千年丝绸之路:二十六座城》(以下简称《千年丝绸之路》)给出的回答是肯定的。这部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新近推出的著作,以古代骆驼商队途经的二十六座节点城市为经纬,在四百余页的篇幅里织就了一幅跨越六千年的文明长卷。可以说这部书既不是一部寻常的丝路旅行指南,也不是枯燥的方志汇编,而是一次以诗学为锚点的文明溯洄。作者将城市从丝路叙事的历史背景提升为认知主体,并在理论建构与诗性书写之间保持一种生产性的张力。这一张力既构成了该书最具辨识度的文体特征,也体现了“诗话体”写作在论证密度与经验深度之间的独特优势。换言之,“诗话体”的选择并非一种修辞偏好,而是刘士林“诗性人文学术”纲领在丝路研究领域的延伸,其实质是以感性经验矫正过度实证化的城市研究范式。该著与《六千里运河二十一座城》构成的“运河主内,丝路主外”比较格局,为中国城市群文脉研究提供了一条尚未被充分展开的分析路径。
一
丝绸之路研究的学术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路线史”的学术史。从斯坦因、伯希和到羽田亨,从《大唐西域记》的史地考订到马雍、荣新江的出土文献整理,主导范式始终是将丝路还原为一条可被测绘、可被断代、可被逐站复原的交通网络。城市在这种范式中的位置是功能性的:它们是驿站、是关隘、是商品的集散地、是宗教东传的中转站。城市之所以被书写,是因为它“在线上”。刘士林主编的《千年丝绸之路:二十六座城》对这一范式做了一次不动声色的颠倒。该书依然以骆驼商队的行经路线为选城依据,依然尊重历史地理的基本事实,但它追问的问题变了:不是“丝路经过了哪些城”,而是“这些城如何以各自的方式构成了丝路”。城市不再是被路线穿过的点,而是使路线成为可能的那种逻辑——是绿洲边缘的灌溉系统使商队得以补给,是关陇重镇的控制权使通道得以维持,是长安的宫廷需求使远方的物产获得了奔赴的方向,城市从丝路叙事的宾语变成了主语。这一颠倒的理论后果,远比初看时显得深远。如果城市是丝路的构成性要素,那么丝路就不只是一条“通道”,而是一个由二十六颗心脏共同维持循环的生命体。刘士林将丝绸之路界定为“活态文化空间”而非单纯的“线性遗产”,其逻辑起点正在于此:一条路可以死去,只要路基还在就能被凭吊;但作为文化生命体的城市,如果心脏停跳,那么遗址也就只能是遗址。所以,《千年丝绸之路》这部著作的全部努力,就是为二十六颗心脏做一次集体的听诊,并试图证明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时至今日仍在以某种方式跳动。
二
要理解《千年丝绸之路》这部著作的学术位置,必须首先理解刘士林为它设定的理论坐标。本书以“人文城市研究为切入视角,以文化型城市群研究为逻辑框架”。“文化型城市群”并非一个临时起意的标签,而是刘士林城市科学团队在此前十余年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一套分析话语。其核心主张是:城市群不应仅仅被理解为GDP的集合体或基础设施的连通网络,它同时——甚至首先——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其凝聚力来自共享的历史记忆、审美习惯与生活方式,而非单纯的规模效应与产业关联。将这一框架移用于古代丝绸之路,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结构性困难。刘士林对此有着清醒的估计:丝绸之路城市群“在机制上远不如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东部城市群那样紧凑和集中”,呈现出一种“满天星斗”式的“条形”形态。这意味着如果“城市群”概念的核心指标是密度与连通性,那么丝路城市群在这些指标上几乎是不合格的。但刘士林并未因此放弃这一概念,而是对它进行了重新定义:丝路城市之间的纽带不是每日通勤与产业链分工,而是“商道记忆”、绿洲生态的互补性,以及在漫长历史岁月中沉淀下来的文化默契。这是一种“弱连接”的城市群,其统一性不在于结构性的功能耦合,而在于共享的生存处境与历史命运。
这一重新定义是有效的,但它同时暴露了“文化型城市群”框架在丝路语境中的一个内在张力。运河城市群之所以能够被描述为一个具有“家族类似”形态和功能的共同体,是因为大运河提供了一种持续两千年的、制度化的物质连接:漕粮的北运、盐引的流通、河工的岁修,这些日常的、可计量的事务将二十一座城市编织进同一个行政—经济循环之中。丝路则不同。商队的往来是季节性的、间歇性的,政治的保护时断时续,绿洲的兴废取决于水源与战乱。二十六座城市之间的“群”的属性,更多是后世研究者在回溯中赋予的,而非它们在共时态中始终自觉维系的一种认同。刘士林用“活态文化空间”来弥合这一裂隙,其策略是将“群”从一种结构性的实体转化为一种有待唤醒的记忆共同体。这一转化在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但它也意味着,“文化型城市群”在丝路研究中的运用,与其说是在描述一种古代的现实,不如说是在为当代的遗产保护与区域协作提供一种可操作的认知框架。这部著作的实践指向——为“丝路城市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促进文旅产业融合、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提供“系统参照”——恰恰印证了这一点。框架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面向未来的建构功能,而非它对过去的还原精度。
三
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庆存教授将本书概括为“体系化学理化阐释与中国人文叙事有机融合的‘丝路诗话’”,这一判断抓住了该书最显著的文体特征。但“诗话体”在这部书中不仅仅是一种叙述策略,它背后有一条清晰的学术谱系。刘士林早在2008年就以“诗性人文学术”为核心概念,主张以文学艺术为基本材料与研究对象的知识建构方式,用以“纠正过度理性化与实证化的现代主流学术范式”。在这一纲领下,城市研究不应仅仅是对人口、产业、用地的量化描述,它必须为那些无法被数据容纳的经验——行旅者的目光、居民的记忆、诗歌对一座城的精神气质的命名——保留合法的席位。《千年丝绸之路》中的“诗话体”,正是这一纲领在丝路领域的系统实践。其操作方式是多重媒介的并置:正史与地方志提供历史线索,诗歌与散文保留行旅者的感受,文物与遗址再现历史场景,民俗与技艺揭示古今联系。在长安一章中,这种并置产生了相当有力的效果:西汉城市起源的考古学叙述与“九天阊阖开宫殿”的唐诗并置,使长安的“第一次辉煌”与“第二次辉煌”之间的断裂与连续,同时获得了物质层面的证据与精神层面的可感性。这不是用诗歌来“点缀”学术,而是用诗歌来执行一种学术考据无法单独完成的任务:捕捉一座城市在历史当事人眼中曾经呈现的样子。
然而,这一文体选择的代价同样需要被诚实地面对。诗话体的认识论优势在于保留经验的湿润与判断的温度,其结构性风险则在于论证密度的系统性下降。当史料丰赡时,诗歌与散文为密集的史实提供呼吸的空间,二者相得益彰;当史料稀薄时,散文的铺陈便不得不承担起本应由考据填充的论证责任。关陇若干小城的章节与长安、敦煌等枢纽城市的章节之间,存在着可感知的深度落差。这一落差不是写作态度的问题,而是对象本身的可书写性差异在文体中的如实反映。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诗话体倾向于以“精神气质”的提炼来统摄一座城市的复杂性,而“精神气质”本身是一个难以被证伪的概念。当“任劳任怨、持之以恒”的“骆驼精神”被提出作为丝路文化的核心内涵之一时,它无疑具有修辞上的感召力与伦理上的正当性,但它与二十六座城市中那些以商业精明、政治权谋或宗教狂热著称的历史面相之间,存在着一种未被充分处理的紧张。诗话体擅长呈现一座城市“应该被记住的样子”,但它是否同样擅长面对一座城市“曾经不那么体面的样子”,仍然是一个开放的问题。
四
《千年丝绸之路》一书最具现实锋芒的命题,是将丝绸之路描述为“不同民族和国家处理彼此矛盾关系、利害冲突的历史典范”,并由此提炼出“交相利,兼相爱”的丝路“初心”。这一命题的力量在于它的时机:在一个关税壁垒重新竖起、技术封锁成为常态、文明冲突论再度获得市场的时刻,以千年丝路的历史经验为据,对“丛林法则”的当代复归提出异议,具有不容忽视的公共意义。但从学术评论的角度审视,这一命题需要更精细的限定。“交相利,兼相爱”出自墨子,其原义是一种超越亲疏差等的普遍伦理主张。刘士林将它从先秦哲学语境中抽出,放置在丝路城市兴衰的经验叙事之中,使其从一个道德理想转化为一个被认为可由历史验证的判断:丝路的主流是互惠而非零和。问题在于,这一判断所依赖的“主流”概念,本身包含着一个未被展开的权衡。丝路上无疑存在过征伐、掠夺与强制改宗,刘士林并未否认这一点,但他将这些现象归入“支流”。然而,对于被掠夺者与被征服者而言,支流与主流的区分并无安慰作用。更值得追问的是:丝路贸易的“互惠”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对称的?绿洲城邦在中原帝国、草原游牧势力与远方的伊斯兰世界之间,往往并非平等的交易者,而是不得不选择依附对象的脆弱节点。将“交相利,兼相爱”确立为丝路伦理的本质,在策略上是明智的——它为一个面向未来的政治想象提供了历史合法性——但在分析上,它倾向于将一种复杂的、充满权力不对称的交往实践,提纯为一种过于光滑的伦理叙事。这并非要否定这一命题的价值,而是要指出它的性质:它首先是一个规范性的判断,其次才是一个描述性的判断。作为规范,它为丝路文化遗产的当代运用提供了伦理方向;作为描述,它对历史复杂性的处理则有所简化。一部以“诗话体”为方法的著作,或许从一开始就选择了规范优先于描述的认识论姿态。理解这一点,比简单地称赞或批评这一命题,更接近对文本的诚实。
五
对于《千年丝绸之路:二十六座城》的最终定位,刘士林在前言中说得很清楚:它旨在提供一套“历史人文参照系统”,而非一部面面俱到的丝路城市志。参照系统的价值,在于它改变观看的方式,而不在于它穷尽观看的对象。这部著作改变观看方式之处,在于它将二十六座城市从丝路叙事的背景中打捞出来,赋予它们各自的面孔与命运,并以“诗”的方式坚持了城市研究中那些不可被量化、不可被替代的经验维度。它的限度与它的贡献同源:理论框架的建构性大于描述性,文体选择的感召力大于论证力,伦理命题的规范性大于分析性。但恰恰是这些“大于”所暴露的缝隙,构成了这部著作最值得认真对待的地方。在一个城市研究日益被数据和技术话语主导的时代,刘士林和他的团队用四百余页的篇幅做了一次固执的坚持:城市首先是人愿意停留、记忆和吟咏的地方,然后才是别的什么。驼铃是否还在响,取决于有没有人还在听。这部著作所做的,是把耳朵贴回地面。
(作者系文学评论家、文史学者、北京中宣文化研究院研究员)
编辑:张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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