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不动”的农村送子车
据估算，哈市农村送子车约有1200台，每天接送十万人次孩子上下学，因为成本急剧增加，普遍不盈利甚至亏损。
放寒假了，双城市金城乡沿河村的孩子们尽情地在雪地里疯跑。对于这些农村孩子而言，2012年的上学路上虽然身处寒冷冬天，但似乎是在“春天”里度过的——他们乘坐的送子车里始终保持在20摄氏度上下的适宜温度，而以往双城市金城乡沿河村这些孩子们在上学路上，乘坐的送子车则四处撒气漏风，车内冻得丁当响。这些孩子的家长一年来也格外舒心，因为那一台台“大鼻子”送子车上，不但装有实时的监控设备，下雨下雪天气里，当孩子上下车时还有专职的看护员搀扶，曾经让人提心吊胆的孩子上学放学路上的安全问题，再也不困扰家长了。
但与此同时，和上学孩子及家长的欢快心情区别挺大——奔忙一年的农村送子车的经营者们却普遍情绪低落，因为他们盘点这一年的收益时，越算账越头痛，甚至心痛。
记者日前采访了双城、五常、呼兰及宾县的几家农村送子车公司，了解到这些经营者们的收益很低，甚至不赚钱，这是他们今后继续经营送子车的巨大障碍，也给农村孩子今后上学路上的安全埋下了“隐患”。
集中并校办学 催生农村送子车
2009年，宾县永和乡农民雷文革购买一台松花江微型车，专门接送十里八村的孩子上下学。他的这台车，成为宾县第一台“有手续的”农村送子车。
雷文革回忆，他们村的小学与永和村小学合并了，村里几名小学生要走七八里路去上学。大人忙、孩子没人管，雷文革为此就买了一台松花江微型车，跟家长商量，接送孩子上下学，每人每月车费80元。家长们认为车费不算贵，雷文革人又细心，当然求之不得。
买车花钱不多，孩子的车费也不算少，除早晚出两趟车以外，平时还能跑点儿别的业务。雷文革认为有账可算。第二年，他又投资20多万元，买了一辆24座的送子车，这一年纯盈利四五万元。第三年，他又投资30万元，购买了一台正规的“大鼻子”校车。
至此，雷文革投资已近60万元，拥有3台送子车。
在哈市农村，随着集中并校办学的大力开展，由每村一个小学，合并成每乡镇一至两个小学，很多乡镇只拥有一个中心校。集中办学改善了办学条件，提高了教育水平，但也大大延长了孩子们的上学路途，农村送子车应运而生。目前，各县（市）相继出现了专业的送子车公司，有关部门对原有送子车进行审查整顿之后，一批手续完备、标准合格的专业送子车出现了。
记者有两组确切数据：双城市有两家送子车公司，拥有近200台专业送子车，每天接送2万多人次农村孩子上下学。在宾县，也有两家送子车公司，他们拥有运营车辆176台。据估算，哈市10县（市）正常运行的农村送子车至少有1200台，每天运行总里程达3万多公里，接送约十万人次农村孩子上下学。
有关人士认为，农村送子车虽是新出现的行业，却显得异乎寻常的重要。无论是送子车的经营者，还是乘车孩子的家长，最不能忽视的就是安全问题。而对于经营者来说，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保证有一定的盈利也是不能忽视的大事儿。
提心吊胆忙一年 年终算账脑袋疼
又忙活了一年，宾县民和乡经营送子车的雷文革那颗悬着的心，终于可以安稳一段时间了：“谢天谢地，这一年孩子上学没出事儿。”
2012年以前，雷文革的3台送子车“多拉快跑”，为100余名学生提供接送服务，而这3台车加在一起的座位数也不过60余个，超员率接近100%。
去年春天开学后，国务院出台《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宾县给农村送子车安装了视频监控设备，雷文革不能超载了。过去跑一趟就能送完的学生，现在改成了两趟，运营成本翻了一番。为了降低成本，雷文革将车上配备的人员全部换成了自家的亲戚，这样可以少开点儿工资。但他知道，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雷文革说：“我家的3台送子车，每台车每天的油耗加司乘人员的费用为700多元，3台车提心吊胆地干一个月，我最多能挣1000元。一算账，我脑袋就疼。”
时至今日，雷文革用“双手插进磨眼，想拔也拔不出”来形容自己的尴尬处境。他说，60万元资金抬出去，年收入可达五六万元，另外家里还搭上了3个人，这3个人打工一年也能挣五六万元，还不用着急上火、睡不好觉。
双城益助送子车公司投资2000多万元，组成了拥有上百台“宇通”专用送子车的大公司。其经营者王静一见面就向记者大吐苦水——一台42座位的宇通专用送子车，每名学生每月车费100元，每天送两拨学生上下学，一个月的毛收入为8400元，扣除各项费用，每台车每月只能赚四五百元。去年12月连下了几场大雪，为确保孩子的安全，她的每台送子车上都要临时增加一名看护员，为此每天要增加三五十元成本。这样各项花销算下来，一年下来，是一个“令人头痛甚至心痛”的不赚钱的账。
该收的钱没法收足 经营成本却在加码
经过治理整顿的农村送子车，是按照政府规划的行车线路，由公司（个人）投资运营的。可经过一年左右的试营运，一些当初没预想到的问题逐步显现，让运营者头痛不已。
呼兰区一家送子车公司的经营者告诉记者，孩子乘车费用由家长、学校、村委会、运管部门和送子车公司“五方商定”。可“定法不是法”，到交钱时，不少家长会以各种理由与公司议价，导致实际到手的送子费大打折扣。这位经营者说，以前可以超员，多拉一个孩子就不差这几个钱儿了。可现在不让超员了，这样交不足送子费的孩子也得拉，否则损失更大。另外，农民普遍还有攀比的习惯，你少收他家钱了，就不能少收我的吗？还有确实没钱的，你能让孩子走着去上学吗？有规定，凡是家境极贫困的学生，只要有学校开出的证明，送子车就必须免费接送。
双城益助送子车公司经营者王静说，该收的钱没法收足，而不可预见的成本却不断地在增加。一年多来，汽柴油的价格涨多降少，过去一台车一个月的油费为两千二三，现在至少得两千五六。司乘人员的工资也在不断提高，过去一个月两千元雇个司机，雇得“飞跑”，现在两千五都没人愿意干，而且两个假期里的工资必须照开不误。还有，下雨下雪的天气都得增加临时看护员，每台车最少增加一个人。去年12月份连下七八场大雪，送子车公司为此每天增加四五千元成本。
为确保孩子路上安全，国家及地方相关部门对校车的安全管理不断升级，送子车经营者们对此持赞同态度，因为“不出事”是经营者的底线。但是安全管理的升级必然要增加成本，这些增加的成本由经营者单方承担，导致他们不挣钱甚至赔钱，显然不是他们愿意见到的。
王静说，目前，送子车面临开学前的春检。按要求，每台车要配备4个摄像头、1个倒车雷达、6条子午线轮胎、1个示意臂，总费用近两万元。1台车一年才挣万八千的，可仅这一次春季车检就将“吞掉”送子车公司两年的纯利润。“‘紧箍咒’越念越紧、买卖越干越‘回陷’，谁还能干下去呢？”王静说到此，一脸无奈。
雷文革说，我们是经过审批的专业送子车，但我们的经营权益始终没有得到保障——就在我的运营范围内，有一台客运车辆每天都在抢我的“饭碗”。雷文革说，大窝棚屯有50来个孩子要到20里外的镇中心校上学，本来应由他的送子车接送，可偏偏在大窝棚屯有一辆“专线”大客车，原本它一直是早8时发车去宾县，可它为了让上学的孩子赶早7时30分的上课时间，竟在早6时30分提前发车，先将上学孩子们送到学校，然后再折回来正点发车。雷文革说，50多个孩子，一年送子费五六万元，这块“肥肉”生生地被人抢走了。他认为，规定校车不能载客（指其他项目经营），但在有校车运营的地方，为什么不出台规定，使其他客车不抢送子车的“饭碗”？
有关人士认为，规范送子车的运营环境，是保护送子车经营者合法权益的重要环节，应该把不合乎经营规范的各种“黑车白车”清理出去，不要让其他社会车辆介入已步入正常运行的农村送子车业务，为正规送子车拓展更大的生存空间。
期盼扶持政策 为送子车“补气”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巨大的成本压力、无利可图的经营现状，是送子车经营者正面临的窘境，他们期盼政府尽快采取措施，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为已经“跑不动”的农村送子车“加油补气”。
去年，宾县农村送子车车费经过一轮艰难的“多方谈判”，人均送子费增加了二三十元。在雷文革等经营者看来，这笔钱虽然实在有限，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的经营压力。
这轮谈判很艰难，是因为受到一些学生家长的极力反对。在县信访办、物价局等多部门的协调说明中，这些家长最终理解了送子车经营者的苦衷，同意了其涨价要求。而双城、五常等地的送子车公司，涨价动议则“胎死腹中”。王静说，送子车的收费标准基本上是按“实际运营成本加上微利”的标准制定的，明白人一眼就能看出这里面实在没有暴利可言。她希望政府相关部门、学校及村委会，能从送子车经营者的基本利益出发，公平合理地协调家长与送子车经营者的“利益之争”，在物价、人工费用轮番上涨的今天，让送子车公司不断增加的运营成本能够得到合理的分摊。
双城市运管站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作为民营的送子车公司，的确面临巨大的经营成本压力，其内部管理的成本控制几乎已经达到了“压缩饼干”的程度。即使这样，不挣钱或亏损也已是这些送子车公司的“无言结局”。政府规范送子车的目的，是为了孩子们的上下学安全，但绝不应以牺牲送子车经营者的合法收益为代价。
这位负责人认为，将农村送子车与出租车、公交车纳入公共交通等公益事业管理是最好的办法，国家及地方政府应为此出台各项优惠政策，减轻送子车公司的运营负担。应该尽快出台财政补贴方案，及时为这些越跑越吃力的农村送子车“加油充气”，别让他们中途“趴窝”，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王静说：“去年4月10日国家就出台了《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其中明确说明‘支持校车服务所需的财政资金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担’，可快一年了，政府如何扶持校车的办法我们仍没看到。这让我们这些越来越难以为继的送子车经营者已经没了耐心、几乎要丧失继续经营的信心了。”
(编辑：惠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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