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媒体网评】PM2.5舆情危机：阳光下的“霾”伏

1月16日,星期三,冷空气终于来了。

　　阳光穿过云层,天开始变蓝,环保公益人士马军扔掉口罩,深吸一口气,北京的空气里没了“烧煳的味道”。

　　济南市民王仲宇小心翼翼地看了看天,临出门前才决定将孩子的口罩和纱巾一并摘下。

　　在没有暖气的南方,武汉律师曾祥斌还在等着冷空气的到来,雾霾笼罩江城已近半个月,他的鼻炎又犯了。

　　曾祥斌在盼望着阳光,而阳光下的马军和王仲宇,在努力抵制着一件比呼吸更容易的事——遗忘。

　　雾一散,新闻也“散”了

　　1月17日一早,天空渐蓝。

　　临出门前,王仲宇看了看天,他的心情不错,这就叫“终见天日”。

　　王仲宇的车是单号,在那天不限行,所以他无需像前一天那样,为了躲避限行在天没亮前就出门。

　　从16日开始,为了应对雾霾天气,济南市政府出台8项措施,其中包括对车辆单双号限行。

　　经过阳光新路时,一辆渣土车呼啸着驶出工地,车身没有任何遮挡,走一路掉一路土。这引起了王仲宇的愤怒,“天刚好,又出来了!”

　　这要放到以前,他是不会如此在意的。

　　到了中午,久违的阳光出现了。下午两点,王仲宇和同事们收到济南市政府的短信:停止机动车限行。

　　这个消息并未在办公室激起多大反响,限行这两天,原先开车的一些同事还是开车。“限行是好事,但大家都不希望发生在自己身上。”王仲宇记得,一位同事发现只限号、不处罚的消息后,立即兴奋地电话告知朋友别挤公交车,还是开车。

　　在同事们的闲聊中,PM2.5偶尔会被提及,但大家似乎也接受了一个现实:治污基本靠天。“来就来吧,慢慢也习以为常了。”即使在雾霾最严重的时候,王仲宇也没有戴口罩。他预感到,这个问题不是一两年就能解决的。

　　北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扔掉的口罩,在两天后又不得不戴上。1月18日下午,北京雾霾“二进宫”,到了晚间主要污染物PM2.5的浓度一路飙升到300-400微克/立方米。市区除植物园三级轻度污染、奥体中心中度污染、西直门北大街轻度污染外,其余地区全为重度污染,其中永定门外大街、南三环西路严重污染。

　　北京市环保局原新闻发言人杜少中说,北京空气质量按年算从未达过标,按天算时好时坏已成定论。令杜少中不解的是,现在人人都在跟数据较劲,却不管如何减排。“就像病人高烧,只管看表换表,不管退烧；看见小偷只喊包丢了,不管抓贼。更有趣的是:小偷也跟着喊,比别人喊得还起劲,警察小偷扭在一起时众人帮着小偷。都咋啦?”

　　在他看来,每个人既是空气污染的受害者,也是这一问题的制造者,“我们都是‘小偷’。”

　　不过,当责任分摊到所有人身上时,追责实际上已经不可能。

　　如马军所言,太阳一出来,人们摘下口罩,生活又一切如常。

　　雾霾天,北京曾要求公车暂停上路,54家企业停产减排,28家工地停止土石方作业。不过,相比500万辆的机动车保有量,公车限行可谓杯水车薪。就在空气刚好转的1月16日,道路上的车辆又川流不息,路边工厂的烟囱里再次冒出滚滚白烟。1月16日晚,马军在北京二环路上抓拍到一辆疾驶而过的渣土车,它没有任何遮挡。

　　这位长期从事公益环保活动的志愿者对本报记者说,在晴天里,当空气污染不再困扰公众生活,它就失去了关注度,“雾霾一散,新闻也就‘散’了。”

PM2.5,被遗忘的战果

　　早在2008年,马军就推出了空气污染地图,2011年开始制定一张蓝天路线图,他设计了监测发布、警示动员和辨源减排的三步走次序,一步步向蓝天目标迈进。这一年,一份关于中国城市空气质量信息公开指数的研究报告显示,国际通行监测的指标PM2.5并不在中国监测范围之内。

　　2011年底,北京雾霾天气频发,舆情持续发酵,一场旨在督促环保部门公布PM2.5数据的战役在民间率先打响。

　　2013年1月1日,全国74个城市开始监测并实时发布PM2.5等6项监测数据。

　　可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主任分析师庞胡瑞注意到,从舆情监测结果看,舆论对PM2.5的关注在1月1日这天达到高峰,“随后关注度持续下降。”

　　庞胡瑞原本期待着公众在解决了PM2.5“是什么”后,能顺势将关注焦点转向“怎么办”。然而,当PM2.5变成每小时常态发布后,公众似乎遗忘了这个他们辛辛苦苦才赢得的胜利果实。

　　“网上热点一个接一个,网民过了热点就遗忘,可能他们觉得PM2.5能公开就差不多可以了。”庞胡瑞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从1月1日数据公开到1月10日雾霾袭击北京这10天里,PM2.5基本上无人提及。

　　武汉律师曾祥斌还在微博中孤独地转发“武汉空气日记”,从他的“空气日记”中可以看到,每一次公布的数据都不乐观。

　　曾祥斌是自然之友武汉小组组长,自去年3月8日以来,他的环保志愿者搭档刘峻每天坚持发布自测的PM2.5数据。测量结果并不乐观,在近800次的测量结果中,达到健康等级的天数不到一成。

　　1月19日晚,曾祥斌对本报记者表示,他们除了在微博上公布数据,很难与普通公众有更多互动,“即使数据公开了,普通老百姓对此也很被动,空气污染了就戴口罩,要不就不出门,很难再做什么。”

　　马军承认,环境保护有一定的技术门槛,面对各种观点,公众有时显得无能为力。

　　马军说,对于大气污染的来源,目前各个城市所公布的信息过于笼统,只限于一些粗线条的统计,比如列举机动车、燃煤电厂、工业排放、建筑扬尘以及周边区域影响等源头,“公众难以借助这样的信息参与和推动减排。”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环资委官员刘帅正在期待着一个权威的结论。长沙的雾霾天已经持续8天,全国肿瘤登记中心在此时发布的《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显示,在湖南省,男性的肺癌发病率居第一,在全国范围内,肿瘤死亡率最高的也是肺癌。长沙当地医学专家分析,“抽烟、汽车尾气、空气污染,还有湖南的矿产较多,都是肺癌高发的原因。”刘帅对本报记者说。

　　刘帅希望政府能给出进一步的解释,“肺癌发病率如此之高,究竟和空气污染有多大的关系?”1月18日,他在位于8楼的办公室自测PM2.5,开窗时的数据为250微克/立方米,关上窗户后,数据仍达到200微克/立方米,均属超标。

　　可刘帅自己也不知道,这个解释何时能等到。

冷空气又一次拯救北京

　　在庞胡瑞看来,此次遍布大半个中国的雾霾天气,实际是对公众的又一次提醒,“促使政府更加深化PM2.5的公开和常态化治理制度。”

　　马军正在准备一份年度空气污染报告,在他看来,空气污染治理应该有常态化的措施,而不是运动式的推进。首先要识别污染物的排放源,制定有针对性的方案和时间表,“实施污染源减排。”

　　他建议,未来对污染源的监测和发布应借鉴PM2.5的措施,每小时一报,以避免出现淡化和瞒报的情况,“明确谁在污染,治理情况怎样。”马军认为,这可以借鉴国际经验,制定强制性的企业污染物排放和转移登记制度,让公众可以了解企业各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及年度变化状况,“这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并无障碍。”

　　其实,早在2012年初,浙江省环保厅就开始发布污染源在线监测日报,公众能够查询到全省563家国控废水、废气企业的排放日均值。

　　而在曾祥斌看来,由于PM2.5过去没有纳入到监控体系中,虽然现在各地开始公布测量结果,但仍没有纳入地方考核指标里。在GDP主导的政绩观下,官员并无改善这一问题的压力和动力。

　　根据北京市的规划,北京市PM2.5治理将分三步走,而达标至少需要18年到20年。曾祥斌对此感到不解,“难道北京市民要戴20年口罩?”

　　1月14日,在南京市“改进工作作风”座谈会上,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就曾痛批,有些领导干部只要工业产业和财政收入,不要生态环境,不要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即使有针对节能减排的考核监督体制,也不能避免“考核你好我好大家好,一起糊弄市领导”。一个可查的事实是,南京市至今没有一个领导干部,因为节能减排任务没完成而被问责。

　　律师出身的曾祥斌,计划下一步从立法、执法层面推进雾霾天气治理。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研究学院院长郝吉明解释,我国现行的《大气法》,无法支撑区域联防联控、对PM2.5复合污染物的控制,“甚至机动车污染控制措施在法律上考虑得也不充分。”郝吉明说,在目前严峻的大气形势下,政府应该有宏观的战略考虑,“社会、企业共同参与,但政府应该主导。”

　　郝吉明认为,治理雾霾同样需要联防联控。以北京市为例,到2015年,北京全市的燃煤量将削减到1500万吨,但周边的天津、河北等地,因为环境治理目标不同,每年燃煤量维持在7000万吨到两亿吨的庞大数字。

　　1月20日,农历大寒这天,冷空气再一次来临。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的实况信息显示,尽管凌晨的降雪量不大,但在驱散污染物上起了很大作用。

　　老天又一次拯救了北京。

　　令人欣慰的是,《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草案)19日起面向社会征求意见:当大气受到严重污染、可能危害人体健康和安全时,北京市将及时发布大气污染公告,并采取强制性应急措施,包括:责令排污单位停产、部分机动车停驶等。


    吉祥


        来源：齐鲁晚报 

                               （编辑：惠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