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报道曼德拉不能忽视两个关键背景

王维佳

对一个历史人物的报道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将其当成偶像，将某些政治概念赋予这个人物；另一种是透过人物来展现丰富的历史进程，引发公众的思考和讨论。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第一种方式算是政治宣传，第二种方式是专业的、独立的、有公共性的客观报道。

近日，各大媒体有关曼德拉逝世的报道就是一个很好的分析样板。虽然其中不乏优秀的报道，但整体上还存在不少问题，如对复杂历史进行简单化的选择，对人物进行简单的定性，刻意突出和解、宽容等抽象理念，将曼德拉塑造成“全球公民典范”等等。

曼德拉当然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也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有着超凡的政治智慧。但是这位在冷战发展关键阶段被困于牢狱之中毫无行动自由的老人，不可能给1990年代南部非洲的政治局面带来决定性影响。

概括来说，两个关键的历史背景促成了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与和解局面的最终形成：

第一个背景是二战之后亚非拉广泛而持续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些革命行动将自由和平等的诉求带给了被殖民达几个世纪之久的第三世界民众，让政治权利的扩大化成 为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在这一过程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国际力量给解放运动创造了重要的物质条件和政治舆论环境，其中包括各种人员、物资、技术的支 持，和在联合国范畴内持续展开的与欧美原殖民地宗主国之间的斗争。如果没有这半个世纪的对抗（多数时候甚至是暴力的对抗），最后的政治和解不可能凭借美好 的意愿而达成。

第二个背景是冷战的最终结束。苏联等国在1980年代就逐渐撤出对非洲多国的各种支援，这使得共产主义力量在南部非洲迅速消退，也让非白人群体成为可以被 精英阶层赋权、吸纳，而不至于继续带来赤化威胁的力量。对于南非的非白人抵抗力量来说，此时已经错过了20世纪民主建国的最佳时机，不再具备夺权和重新改 造社会的可能性，最终走向妥协也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结果。

在这两个历史背景下，曼德拉被推上了历史舞台，顺利地完成了他的政治使命。而欧美舆论也留下了鳄鱼的眼泪，将上百年殖民史的原罪一笔勾销，将几十年抗争的结果说成是双方本着宽容精神相互和解的产物。

如果我们能够对南非种族间和解的长期历史做出复盘，就可以很容易发现当前媒体报道中还存在一些严重问题：

首先，不少媒体用尽全力、不厌其烦地去塑造一个“全球公民典范”，一个似乎是凭借着强大的道德感召力就能够促成世界和平的个人英雄。在这些报道中，曼德拉的革命生涯基本上孤立于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也孤立于所有国际力量。这样的报道并不真实客观。

其次，很多媒体报道竭尽全力展示曼德拉“和解”的和“非暴力”的一面，不仅掩盖了历史事实，而且通过在政治理念上否定暴力与和平的辩证法，显露了明显的保 守立场。媒体对曼德拉生平的叙述则刻意回避了他领导暴力抵抗运动的经历。1961年，正是因为不同意非国大的“非暴力原则”，曼德拉与一群非国大成员自行 组织了独立军事组织，发动武装破坏行动。当他准备进一步在全国开展游击战的时候，不幸被警察抓获，由此才结束了自己的革命生涯。然而，在现有的多数媒体报 道中，曼德拉的人生史被有选择地展开叙述：那个年轻的、军事对抗的、革命家的曼德拉未曾存在，而爱好和平，反对暴力的曼德拉则永世长存！

最后，在曼德拉的故事中，媒体总是强调一种基于种族身份平等的承认政治。似乎南非社会的所有矛盾就集中于不同肤色的人是否能够消除歧视和隔阂，相互尊重， 只要基于种族肤色的矛盾解决了，一个理想的社会就建成了。如果翻阅1955年非国大的政治纲领——《自由宪章》，我们会发现，当时的非白人革命者非常清 楚，种族问题是表象，它无法构成一个合理的政治目标，他们的纲领是要达成一个真正平等和民主的社会，这就需要对政治经济结构进行根本调整，对殖民体系进行 根本清算。然而，冷战后的和解，正像今天媒体宣传的论调一样，将南非社会的根本矛盾归结为种族歧视，只要解决了承认问题，就等于解决了社会矛盾问题。正是 在这个意义上，今天关于曼德拉和南非的主流报道框架仍然“无意识地”起到了掩盖社会根本问题的保守作用。

         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编辑：惠友）